多重身份的重叠使定义蔡朝阳成为一件难事。两年前，他离开了学校变成了自由职业者，但教育始终是他工作的核心.

此次，蔡朝阳老师作为第九期山乡教师成长计划的导师，将于11月与各位老师相聚在杭州良渚那个美丽的地方，共同探讨教育方面的问题。

为此，小编特意为大家介绍一下蔡朝阳老师，告诉大家，阿啃到底是谁？

文/羽戈

我喜欢阿啃这个名字更甚于其本尊蔡朝阳。这里并无大道理可讲，纯是个人兴味使然。唤作阿啃，备感亲切；称其蔡朝阳，客气之外，不免有点疏远。如果穷根究底，追问亲疏背后潜伏的意识，那我只能说：阿啃是一个吃货的名字，正对我的胃口。 

事实上，阿啃远远称不上吃货，未免辜负了这个好名字。我与他共餐不下十次，发现他对食物并不怎么讲究，大抵是哪道菜端上来，便吃哪一道，距离他最近，便多夹两筷子。饭桌、以及茶桌、酒桌之上，他的快乐不在吃喝，而在说话，滔滔不绝，逸兴横飞。也许正因此，身为吃货的我，非常喜欢和他一起吃饭。他负责说话，我负责吃喝，大快朵颐之同时，还有一个名嘴谈笑助兴，实在是无与伦比的乐事。

阿啃不仅擅长说话，而且擅长与各种人说话，最关键的是，他擅长同时与各种人说话。这岂止一心二用呢，简直要五用、十用，相当于一位棋圣同时与五人、十人对弈，所考验的不仅是口才，还包括智商与反应力，以及风度。黄晓丹写过这一幕：阿啃的饭桌之上，充满各色人等，如编辑、教师、官员，当然从不缺闺蜜，普通话、绍兴话、诸暨话纷飞，“朝阳”、“蔡老师”、“阿啃”共鸣，对此，“阿老师谈笑风生，完全没有应接不暇的意思”。更令人钦佩的是，阿啃的风度，能让“桌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他说的话，阿啃听到了”。

阿啃笑迎八方客的背后，则是一腔赤诚。不论与成人说话，还是与孩子说话，不论与学者说话，还是与白丁说话，他一视同仁，从不敷衍。他曾经率领一个游学班来宁波，同行的司机是一位满面风霜之色的中年人，看起来读书不多，听我们横议国事，纵论江湖，直打呵欠，唯有阿啃能与之相谈甚欢。此刻我才亲见了黄晓丹描写的情形：阿啃和司机说绍兴话，和我们说普通话，和司机谈乡土，和我们谈思想，偶尔还和在旁边玩耍的儿子谈两句游戏与宠物，自由切换，从容不迫。他的真诚，连桌上的花生米和红烧肉都感动不已。

如黄晓丹写道：“我常常听到别人说，去了绍兴，和阿啃谈了什么什么问题。或者看到别人在文章里记忆某年某月与阿啃的某次谈话，使他的某个想法清晰了、确信了、得到印证了。我总是想，那八成又是去宣教了一番并吃了阿啃一顿。”江湖传言，现在去古城绍兴，沈园可以不游，鲁迅故居可以不拜，新青年书店（阿啃是股东之一）却必须一逛，阿啃老师必须一见。见到阿啃，以其土豪的身家与好客的习惯，必定会请你吃饱喝足，倘性情相投，还能享受一场精神盛宴。当朝拜者趋之若鹜，阿啃声名日显，是以有闲人总结：“为人不识蔡朝阳，便称英雄也白忙。”

我写这些细节，用意不在赞颂阿啃的情商与交际力，以及他对朋友“柔如流水，温如春光”的深情厚谊，而是试图提供一个直观的镜像，让不大了解阿啃的朋友明确两点：第一，阿啃有一种能力，使他周旋于各色朋友之间，令每个人如沐春风，甘之若饴，同时使他周旋于各色身份之间，周旋于工作与生活、思想与现实、理论与践履之间，游刃有余，进退裕如；第二，阿啃之于绍兴的意义，恰如绍兴之于阿啃的意义，他之所以能成为绍兴的一张名片，正源自他对绍兴的爱与奉献。

阿啃的身份之多，一度令我眼花缭乱。他曾经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曾通过民主竞选，担任学校的总务处副主任，主管基建；此外，他还是书店老板、假日学校的创办人与文化沙龙的组织者；文艺中年;资深奶爸……还是那句话，在他身上，这些身份体现的不是冲突，而是和谐，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公民。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中国寻觅一个公民代表，我以为首推胡适，如果要在我身边寻觅一个公民代表，我以为首推阿啃。他几乎具备了公民的所有德行：自由、独立、理性、渐进、多元、宽容……

阿啃的公民转型，至少可以归结出五条线索，如从文学到政治，从激情到理性，从批判到建设，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等，我最感兴趣的一条，则是从鲁迅到胡适。阿啃生在了鲁迅的故乡，饱读鲁迅作品：他曾在绍兴的深夜读《坟》，读《野草》，读《南腔北调集》，读到一种抑郁从纸上泛起，从他心底泛起；他还写过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那篇《在鲁迅路口》，一度令我击节不止。然而，倘阅读《但得爱书人似我》，你会发觉，他越来越接近胡适，他的文章，从表达到说理，深具胡适遗风。其实，据我观察，他并未系统读过胡适的著作。对此，我的理解是：胡适并未远去，他就站在那里，每一个有志成为公民的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甚至不知不觉走向他、抵达他。阿啃便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除了我总结的“从鲁迅到胡适”，阿啃的公民转型以及所表现的公民意识，还有三点特质，说是特质，实则与常识无异，只是在常识如此稀缺的当下，不免被视为特出。

第一，他拥有一个整全、自足的世界，这背后的决定因素，则是知行合一。要知道在吾国，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的分裂，也许并不亚于官员。在阿啃身上，你却难以找出一丝分裂的伤痕。我不敢确证，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却足可断言，他怎么说，就怎么做。譬如他主张自由教育，便推而行之，他的课堂，充满了自由及平等、开放的气息。他形容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愿使用“医治”，而是“唤醒”，这两个词语的差异，端在于对自由的呵护。他给学生放映《死亡诗社》和《肖申克的救赎》，“这两部电影所表达的那种对自由可贵执著的追寻，一旦拥有，谁也不能夺走”。他不许学生喊他“船长”（有些教师则无比享受这一称谓），因为他的自我定位，不是《死亡诗社》里的基廷船长，而是《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他自称花了16年时间，来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这句话出自他在《一席》的演讲，演讲标题即“以自由看待教育”。

第二，阿啃热衷于“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2009年夏天，阿啃到贵州遵义游历，偶入西西弗书店，在店中看到“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一语，若有所悟。他的公民生活，大抵分作两块，一块属于教师之职责，“我尽力让孩子们懂得自由为何物”；还有一块，则是以开书店、办讲座等方式，建构绍兴的公共生活：“我更希望以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的身份，为我所处的小城市增添一点文化气息。这完全建立在我对这个城市的爱之上。”

第三，他是一个快乐的反抗者。阿啃直言他不喜欢悲怆，他讨厌悲壮。譬如呼吁“救救孩子”的鲁迅，号召成年人“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历来为反抗者所挚爱。阿啃觉得，这太悲壮，太沉重，自由教育，无须如此。在他眼里，所谓“黑暗的闸门”，就是作业多不多，限制多不多。这一解释，便从黑暗回归光明，从悲情回归日常，令家长和孩子都如释重负。

不是说反抗者不能悲壮，而是，我揣摩阿啃的意思，假如能快乐反抗，何必悲壮呢？假如能扮演好兵帅克，何必佯装愁容骑士呢？假如能用微笑消解现实的坚冰，何必一脸苦闷呢？假如能像布拉格人那样，“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岂非更好？

阿啃说他是“一个很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我想起胡适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不知他们的乐观基于什么：人性、历史还是上帝。不过，对公民而言，他们建构公民社会的姿态与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乐观。所谓姿态与方式，最经典的表达，就是日拱一卒，得寸进寸，就是“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为中国科学社所撰的这句歌词，要义不仅在“一寸”，还在“欢喜”。

阿啃不是完人，我更无意把他塑造为完人。所以最后必须说说他喝酒的故事。这厮酒量深不可测，与我们一桌吃饭，却常常只喝可乐，自嘲“可乐党党魁”，无论谁来劝酒，怎么劝酒，他都坚贞不屈，不为所动。其理由无非是要开车，要带儿子，抑或陪闺蜜爬山……我们不耐聒噪，遂把他抛在一边，自行欢饮。待喝到醉眼朦胧，摇摇欲坠，阿啃忽然站起，拍桌喝道：我敬诸位兄弟三杯！我们大惊失色，不由疑问：你不是还要开车吗？阿啃道：不开了，豁出去了，陪兄弟们尽兴要紧，休得啰嗦，喝酒喝酒！此刻，我努力撑起沉重的眼皮，瞥向阿啃，昏昏灯火之下，他的身影愈发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