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脑科学与教育”的研究者多了一点功利，少了一点超越，还不太关注教育的初心——亲情、示范、反复的演练、学生的游戏、孩子们的自信，怎么激活他们的经历感和兴趣，如何令他们对所学内容感到惊奇和诧异，还要高度尊重个体差异。

顾久

贵州省文史历史馆馆长

脚里学院名誉院长

撰文：章伟升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10月刊，原文标题《顾久：从新心智科学的角度理解教育》

脑科学对教育为什么重要 

《中国慈善家》：你的经历和背景很多元，年轻时是下乡知青，大学主修训诂学，当教授期间转向教育学，再后来从政，做过贵州省毕节地区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专员，后来一路做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在担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以及教育公益组织脚里学院名誉院长，这些经历使得你理解教育的视角更立体。这几年你又将脑科学纳入到教育研究的范畴，为什么？

顾久：教育最本质的问题是育人，我就思考人是什么——人是生物体，大脑是生物体上的一个重要器官，人类通过它认识世界。我关注大脑，是受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郑也夫的《神似祖先》，他强调人是生物体，尽管大家似乎都知道这一点，但很少有人从自己是生物体的角度思考问题，更偏好从完美的人、清晰的概念出发看世界；另一本是顾凡及的《脑科学的故事》，我从中得知关于大脑的常识，我们以为客观的笃定的（东西），可能有主观成分。

日本、美国的“脑科学与教育”研究走在国际前沿，在国内，有两位女同志对这一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一位是韦钰院士，她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来当了教育部副部长，四处传播大脑对教育的影响，引进国外的书，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讲学。有一次，韦钰说达马西奥（注：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他以情绪为出发点，从演化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人类意识的产生路径，其研究成果被各学科研究者广泛引用，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院评为“高被引用学者”之一）的书好得不得了，引发我关注大脑与教育的关系。还有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加仙，她翻译和编写的几套书我都读过。

《中国慈善家》：脑科学对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顾久：我们强调的德智体美都跟大脑有关。我有一篇文章近期要上王阳明思想研讨会，我从生物学角度论证良知可不可靠：良知是什么？在大脑里边受什么基因控制？在大脑哪个区域里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儿童有吗，动物有吗？——从这些角度来论证，德育问题就可能论证得很彻底；智育的要素，如语言、阅读、理解、记忆，可以从大脑中一一找到规律和方法；体育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及合作精神影响很大，北京四中之前有一位校长每年向教育界推荐一本书，有一年他推荐了《运动改变大脑》，作者是一位神经科学家；还有美育，现在有人将美育、大脑、宗教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已经出了一些专著，虽然还比较初级。 

此外，周加仙团队将数学、物理、语文等学科分别与大脑科学结合做了一些专题研究。大家应该关注大脑科学对于教育的意义。

《中国慈善家》：将脑科学与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你对教育问题有什么新的思考？

顾久：2018年1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刊发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神经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的一篇论文，题目叫《新心智科学与知识的未来》，这是崭新的、宏大的框架，我现在在有意识地往这方面靠。20世纪后期，关注人类心智的哲学派别与认知心理学（即心智科学）结合在一起，接着，这两者又将神经科学（即脑科学）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门新的心智生物科学—新心智科学，从生物学的角度理解人类心智。20世纪70年代，也有人（如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做过相关工作，在他们心目中，应该从生物学基础上奠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医学、教育学都应该这样理解世界。

总而言之，应该以整体性、立体性的视角看教育，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瓶子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而是要看成一个长期演化的生物体。生物体顶着一个大脑袋，但大脑袋并不自由。具身心理学（注：主要指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强相关，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讲，每个人的心智不是孤立的，大脑思考的内容有时候来自肠胃，有时候来自生殖器，有时候又是来自其他器官。一个人的肠胃里，细菌比身体的细胞多10倍，换句话说，有时候是细菌在帮大脑思考。此外，生物体跟外部世界也是一个整体。这样的思考方式，就像过去宋明理学讲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我觉得很好。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性。

顾久：对，人和世界是无穷无尽的联络之网。

《中国慈善家》：“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瓶子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具体是指什么？

顾久：形而上学就要把各个学科划分开。我们的大学里就是这样：一个学科第一章叫绪论，讲这个学科从哪儿来、由哪些先生创立、有哪些术语、跟其他的学科有什么不同……跟这个不同、跟那个不同，最后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瓶子”，很多人靠守着他们建立的“瓶子”变成了学者，靠它谋稻粱、逐名利。

邓小平可不这样思考问题。马克思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不管谁说的，不管哪个学科，把它们都当中药包打开，里边有什么精华的、带普遍性的东西就抓出来，熬一熬，最后能治好病那就是创新。凡是能成功的人，都是这种思维。

马克思的追随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瓶子”，所以马克思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后者把他僵化了，他反对那些教条。海德格尔、孔子、王阳明也是这样的，只要把他们的东西变成教条，变成一个个“瓶子”，谁都不会承认那是自己的学说，那是“追随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搞的。

《中国慈善家》：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在“脑科学与教育”研究上走到哪一步了？

顾久：坦率地说，很多研究者的出发点多了一点功利，少了一点超越。还有，视野太局限，两个领域（脑科学和教育）结合得不太好。西方人喜欢做实验，比如说哪个神经放电了等等。中国的学者老是做框架，比如大脑跟语言、大脑跟记忆、大脑跟理解等具体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不太关注几千年来成功教育家的经验，不太关注教育的初心。我说的初心主要是亲情、示范、反复的演练、学生的游戏、孩子们的自信，怎么激活他们的经历感和兴趣，如何令他们对所学内容感到惊奇和诧异，还要高度尊重个体差异。教育家们往往在自己的经验里谈，上升不到理论。普通教师写的日常经历很感人，可有时候不太科学、不太规范。

戈友公益基金会、脚里学院举办的“好校长成长计划”校长培训项目迄今已举办八届，共有来自黔甘等地600多位校长受益于该计划。

教育的异化 

《中国慈善家》：您在戈友公益基金会、脚里学院举办的“2018年好校长成长计划”课堂上说，教育工作者不了解大脑功能是一件憾事，并表示要专门抽时间给在座的乡村校长讲解大脑与教育的关系。如果开课，你会讲哪些内容？

顾久：人首先是生物体，我会讲一个神经管到整个大脑体漫长的演变过程；接着讲人类探索大脑的过程，一个大脑为什么有那么多神经细胞，它们是怎么被发现的，有什么著名的故事和案例，以及至今为止主要的研究成果——像是福尔摩斯破案，每一个成果往往就有一项诺贝尔奖；最后，我会说这些成果可能5年以后会被证实是过时的，因为进步太快了。

但是有一点：人工智能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对未来的教育可能会起到难以设想的作用。我在上海看到一个很好的探索：学生在一套智能软件上做摸底测试，就能检测出掌握知识的情况，智能软件以此制订出与之匹配的学习规划。机器始终在琢磨人的大脑在想什么，激励你，让你高兴，感到亲切和有趣，学生在家就能自学。还有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可以人为植入虚假记忆，你原本没有经历过的事，植入以后就会有真实感的记忆，以后外语等教学知识可能以这种方式植入。如果今天的教师不负责任，说不定有一天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中国慈善家》：今天思考教育该怎么做，必须看见未来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顾久：对，看看社会已经走到哪儿了。当然，教育远远不只是学习知识，还包含孩子的道德、对未来的志向、对钱的态度、如何融入社会、同情别人，还有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以及孩子对教育的认同等等，人工智能解决不了这些。

《中国慈善家》：考虑到新科技对教育的改变，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是否应该思考自身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比如校长、教师在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适时地进行转变。

顾久：你讲的是理论上的应该，要与社会、文化和人群结合起来立体地思考。实际上大部分校长、老师在各自环境里像一个个齿轮和螺丝钉，上级不提，他们可能就不关心，也没有条件关心。只有条件比较充分，才能有你说的那种应该。

我从来不敢就教育谈教育。很多学者就教育谈教育，越谈越糊涂；一些老师就课堂看课堂，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教育像一只风筝，管不了风，管不了雨，甚至管不了牵着它的那根线，还管不了其他风筝的绞缠。这样来看教育，它才是活生生的、历史的。

所以我比较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生物体的人（包括大脑）；二是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影响人。人是一种很复杂的动物，所有复杂的动物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大家在一起有很多不得已。我打过一个比方：社会到处布满钩子，把你当个木偶挂起来，什么时候大家都说你乖、说你好，你差不多就变成木偶了。这个过程就叫“文化”，文文明明地把你变化了。

《中国慈善家》：人文结构如何影响今天的人和教育？

顾久：生物体为了存活需要抱团儿，由此会产生外在的、强制的秩序，如高低贵贱和共同的日常行为（习俗）。文明社会产生了文字、道理和强制的等级秩序，农业社会有师徒制，工业社会有课堂、教程和教材，但是也工厂化、功利化，学习和教书像做买卖一般。

当今的教育绑在“人的依附性”和“物的依赖性”之上，这两“性”是马克思说的，分别指传统农业社会和工商社会里人的生存状态。今天中国刚从农业社会出来走进工业社会。教和育是教育的两个题目，教是耳提面命，家长、社会、老师从上往下灌输间接经验，对人类走向文明很重要，但很人为、很外在，有时候让人很痛苦。所谓文化，到了一定时候就开始异化出来，凌驾于人之上。育是长者在生活中举手投足的示范，孩子自身的观察、模仿，不知不觉地受影响，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几百万年至今，育仍在发挥作用，早就在人类大脑里固化成了神经回路。

教和育我都敬畏，二者皆不可偏废，但教育最大、最重要的是不言之教，人们的情绪、直觉及无意识才是冰山在海面以下最厚实的部分。现在，教的、外在的、强制的、功利的东西太多。要回归和超越，重视家庭和小部落时代的教育经验，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

马克思说的异化就是不符合人类几百万年演化而来的东西，他反对文明社会带来的强制、把人工具化。海德格尔说本真和沉沦，孔夫子向往回到上古，尧、虞、舜的“大同”时代，都是这个意思。